朵渔，(1973-)，原名高照亮，学者、中国现代诗人。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现居天津。主要作品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
朵渔：诗人的阅读
作者：朵渔
我今天谈的话题是“诗人的阅读”。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我在各位面前谈读书，真是有点不知好歹的味道。好在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在“阅读”前面加了个限定词“诗人”，诗人是我的本分，而“阅读”对诗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我现在在家里呆着，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比工作时要忙。朋友们问我在忙什么，我往往答不上来。天天忙着写诗，这不太正常，诗也不是件闭门造车的事情；我就说我在读书，读书是件可以关上门来一个人做的事情。但读了些什么？我还是答不上来。我读了很多，但一点也不系统，往往是由一本书读开去，越读越不着边际，能从《诗经》读到王阳明，又从海德格尔读回柏拉图。有些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些纯粹是误读。我把自己的读书经历讲给一些学者朋友听，他们往往哈哈大笑，说我不愧是野路子出身。我也不脸红。
我为什么热爱读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知，贫乏。小时候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根本就没书可读。八十年代在山东乡下，我能够看到的书籍基本就是毛选、鲁迅杂文、赤脚医生手册等等。我曾经跟一位乡村秀才借过一本《红楼梦》，准确说不能算是一本，应该说是一堆，因为那套书全部散页了，没头没尾，我蹲在树底下读，绝对是风吹哪页读哪页；我在一个姑姑家的谷仓里发现过一本《西沙儿女》，在生产队长的家里看到过一本《白发魔女传》。这基本上是我中学之前的阅读史。读了中学之后，阅读行为被称为“读课外书”，这在学校教育的规定里被明令禁止，老师看到要没收。我读了很多应付考试的东西。这段时间的阅读压抑史说起来令人发指，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中学教育类似于科举。
拉康说欲望出自匮乏，因为有这样一段压抑史，等到读大学时，阅读的饥饿感就会非常强烈。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作者是周国平。这并不是个好开头，它鼓荡起了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变得浮躁不堪。然后便是一些台湾现代诗选之类的东西。我每次从老辅仁大学那阴暗的小图书馆里借来的总是一大摞哲学、文学理论、艺术批评的书。借来的书，往往翻一翻的多，真正读的少，做秀的成分很大，这为我日后的读书生活培养下了一个坏习惯。
记得1991年春天，我在教室里读一本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书，王向远博士（我们的年级主任）突然走了进去，他拿起我的书，说，噢，比较文学，大一就读这个，不得了。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外国文学课，我觉得王老师的语气像讽刺。后来，我的兴趣开始转向写作，各类文学杂志成为我的必读书目，逃课似乎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大二开了一门《马列文论》课，李春青老师给我们讲。他讲得很投入，什么《致敏·考茨基》，什么《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我看来，它们是那么老迈，那么可笑，李老师那时候胖胖的，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就把他假想成老迈的费尔巴哈。谁知道呢，反正那时候读书，一定要最新的，最前沿的，而所谓的基础课、作品选读，都被我无知地排斥了。大四时，任洪渊教授开了诗学讲座，这是我最爱听的课，虽然有些未必真的听懂了。有一次在主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激动地对我说，后现代后现代，德里达，福柯，你读过他们几本书？读书一定要系统、全面，不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说得我脸一阵子发红。
大学毕业时，我作了一篇当代文学的论文（当然这也是最容易投机的），在那篇文章里，我几乎将四年来所学到的所有新名词都用上了，我自鸣得意，交给了指导教师刘锡庆先生。过了几日，刘先生只字未提论文的事，只是说：你可以毕业了。顿时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向我袭来，因为我想得到的是表扬。现在想来，这想法是多么可笑，刘先生没有批评我，可能是看我还算聪明，而我身上的浮躁气，在他看来也许已是不可救药了。几年后我因公干去采访刘先生，又重提了毕业论文的事，我对他说：您还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呢。刘先生一愣，说，是吗？看来，他对此早已了无印象了。
大学毕业后，有时闲下来，回忆自己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心情总是不轻松的。四年，我真正读过几本好书呢？老师们的话，我总认为是保守，是守旧，是不可信任的，而自己无疑并没有自得门径而入。四年的读书生活，就像在自家门前的沙滩上建造了一所漂亮的房子，海水一冲，它们也就倒了，倒得让人无比沮丧。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告诫自己，要认真读几本书。我真正的读书生活也的确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的，此时，书籍才真正对我的自我意识、对我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三年前，我退回家里，决心以四年为期，再读一个大学，今年刚刚读到大三，就被拉到这里来卖弄，实在是羞愧。
现在转入另一个话题，那就是：诗人要不要读书？诗歌界有一种反智的倾向，现在诗人流行“不读书”，讲究“天然出诗人”，“愤怒出诗人”，“文盲出诗人”，能读书的，不少已背上“知识分子写作”的恶名，“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觉得这是误解。现在诗人不是读书太多，而是太少了。表现是：普遍的经验的贫乏、意识的前启蒙状态和知识视野的陈旧与狭隘。本雅明有感于经历过1914-1918的一代人，提出了“经验与贫乏”这一概念，我觉得对我们出身于70年代的一代人是有所启迪的。我们也是经验贫乏的一代人，无论从我们的出身史、教育史还是阅读史来看，我们的贫乏历历在目。出身代表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尤其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出身的影响更加明显。出身农村，很多机会、资源、背景均与城里人相差霄壤。我们出身是如此的贫困，我觉得我并非特例，我的一个搞理论批评的朋友谢有顺，他的贫困经验比我更丰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他的自我教育很好。其实城里的孩子也面临同样的贫乏，因为教育制度背景基本相似，面临同样的社会转型，他们也许只是比我们多读了点漫画书，多看了几场电影而已。
说起意识与视野，可以说今天中国诗人的识见很成问题，这一方面因为知识的匮乏，从而导致视野的狭窄和心智的不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对人类文明知识的偏执的排斥、不屑一顾，致使诗人学行没有强有力的思想背景的支撑，堕落成一群狭隘、无义、不善的群体，其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逐渐退化，失去了正常的是非之心和对善恶的感受与认知。这绝非危言耸听。我看到很多同行，的确是浅薄无聊、视野狭隘，有违诗人之盛名。八十年代某一个时期，诗人们流行“反文化”，其实自己很没文化，他又如何来反文化呢？就像朱学勤先生所批判的“反崇高”，本来就没什么崇高，反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在八年前，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叫“下半身写作”的概念，针对的是整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化、学院化写作趣味对身体的束缚与漠视，诗人们普遍没有了身体，或身体已经僵死了，灵魂也成了知识化的灵魂，死灵魂。当时有朋友提出，说下半身的问题还需要上半身来解决，我觉得恰恰说反了，应该是上半身的问题需要下半身来解决。如果上半身没问题，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上半身，那么对下半身的强调就很盲目，是一种自我疯狂，一种更大的遮蔽了。很可惜，后来的发展说明，很多蜂拥而上的年轻朋友的确没有上半身。
是不是有些绕口？我说的是诗人到底需不需要阅读的问题。我看到汪辟疆有一个说法，大多数人认为“诗关性情，无资于学”，就是跟学习无关，但是“杜陵一老，卓然为百代所宗”，尚且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熟精文选理”；韩昌黎也说“余事作诗人”（不是说做个业余诗人，而是“功夫在诗外”的意思），因此得出结论说“是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昨天还在电话里和老于坚说起“读书破万卷”的事，老于认为读书破万卷也不见得下笔有神，很多读破万卷之人笔下连个鬼都没有。另一位诗词大家顾随老先生，他认为读书与创作是两回事，有些人读书很多，但创作未必好。他举例说，屈原读过几本书？屈原读书肯定不多，因为那时候书本来就少。虽然读书与创作不是一回事，但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顾老先生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人之聪明在写作时不可用尽，陶渊明是十二分力只写十分；老杜是十分力量使十二分，也就是拿出了吃奶的力气；《论语》是十二分力量只使了六七分，有多少话没有说出。那么陶渊明的十二分聪明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与阅读有关的。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自己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意思是说：自己喜爱读书，不死啃书本字句钻牛角尖，而是着重领悟文中之意。而“会意”与“不求甚解”，在我看来，也正是诗人阅读的一个特点。用一个现代一点的名词，诗人的阅读是一种“误读”。
“误读”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解读策略。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结果。特别是当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诗的影响，总是以对前者的误读进行的，“这种误读乃是一种带有原创性质的校正，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误释。一部‘诗的影响’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乎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一般的历史，一部歪曲和误解的历史，一部反常和胡乱涂改的历史。没有这一切，现代诗歌几乎无法存在。而这也正是西方诗歌自文艺复兴以降的主要传统。”
他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基于“影响的焦虑”所作出的一种接受、阐释和改写行为，正如布莱克在《耶路撒冷》里所说的：“我必须创造一个系统，否则便成为他人的奴隶。”布鲁姆说“如果那些迟来的诗人们不想被误导，他们就得知道这一点：死去的诗人是不会自动为他们让路的。”那怎么办？误读他们。“前驱者如洪水。我们的想像力可以被淹没，但是如果我们逃避淹没的试炼，我们新诗人就无法获得自己想像力的生命。”他说得很好。但在这里我是对他“误读”的一种误读，我是在诗人阅读的实践层面上所谈的一种阅读经验。我说的“误读”是一种“不求甚解”，是“六经注我”，是跳进去再爬出来。这种“误读”实践，既是对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的对抗，也是对一种疯狂的求知欲的警惕。你看诗人们的阅读书目，很多奇怪的书籍，对学者们来说不值一提，但诗人们读起来津津有味。这种现象内外皆然，你看那个寒山和尚，就被西方一些诗人奉为来自东方的大师。诗人们的阅读最终是为了养诗，就像蜜蜂采蜜，他博采众花，只为营造诗歌这个精致的蜂巢。我跟朋友们说，我读了很多书，其实往往抵不上一行诗。
拉康说欲望是“需要得到满足后仍旧缺乏的东西”，求知是人的一种基本欲望，如果无法遏止，很容易造成对创作的阻塞。阅读者被各种知识、观念、形态填充了，没有留下必要的空间，没有随时对一些观念垃圾进行清空处理，诗人就会被知识所捆缚。这就是读书读呆了，成了书呆子。尼采对书呆子多有嘲弄，他认为这些人也许不无知识，但却是一些“精神贫乏者”。他在自传里说，学者乃是颓废者，他们汲取了“过量的知识”，结果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在他们的体内嘎吱作响，无法消化，结果成为一种对生命力的摧残，使人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意志、决断和冒险精神。尤其是在知识日益专业化、繁复化和碎片化的当下，知识套着知识，理论套着理论，生活处于一种悬置状态，一个阅读者如果不能及时自省，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用顾随老先生的说法，这就是读书读“瘟”了。他讲到才与学，说“一个人有才而无学，只是先天性灵，而无后天修养，往往成为贫；瘟是被古人压倒了。不用功不成，用功太过也不成。”对诗人来说，恢复生命感觉，不要让读书榨取生活的内容，不要让知识形成一种压抑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哪一个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这是个尼采式的命题，他给出的判断很明确：“毋庸置疑，生活更高，生活才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问题是，一个阅读者如何才能避免不让知识统治了生活，才能不让“死者埋葬生者”？至为重要的，是要恢复一个枝繁叶茂的、葱郁的、富有个性和意志力的生活世界。尼采说要“反思”，就是要处理好孔夫子所言思与学的关系，要及时清理那些装饰性的二手知识、二手思想和二手行动，并将所汲取的知识整合为个人的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统一体，将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有效融合起来。一个能反思的阅读者，才能恢复他被过量的知识所破坏的健康，才能恢复他自然而富有人性的本能。
尼采讲到他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了婴儿。这种精神三变也可误读为求知的三重境界，最初的骆驼阶段是求知最漫长最辛苦的阶段，需要一种骆驼般的坚忍负重的精神；随后是变成了充满力量感和统治欲的狮子，把一切陈旧之物抛入历史的垃圾箱里；第三重境界则是由狮子变回了新鲜、无欲、原初的婴儿状态。婴儿是一张白纸，预示着健康本能的恢复。我们常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不是自己来画，而是被画。如何才能摆脱“被画”的命运？那就要从作一头骆驼开始，最后变成一张觉悟过的白纸。尼采的精神三变，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觉悟与蜕变过程，是需要经历多么艰巨的过程！
我们很多同行认为只要有生活就够了，不需要读太多的书。我不信这一套，理由也基于这个精神三变。我们很多写作者，其实连一头骆驼都懒得做，更遑论狮子和婴儿。大家普遍的是一种前启蒙状态，余世存所说的“类人孩”状态，处于蒙昧状态而不自知，这样的写作必然是黑暗的、狭隘的。小技得逞，大道废弛，浅尝薄植，最易效颦。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小巧小思，小慧自喜，很难看到激动人心的大作品、大作家。怎么办？那就从一头骆驼开始吧，先不要自称为狮子。
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诗人之阅读，求知并非第一位的，自我的修炼与觉醒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诗人“误读”的必要性之所在。竹内好评鲁迅时，他认为鲁迅一生有过几次突出的变化，而这些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用了“回心”这个词，就是通过对其我的不断否定，从而达到觉悟或自省的意思。他认为鲁迅的变化必是经过某些契机、外在的刺激与内在的反省，那么这一系列契机组成一个“回心之轴”，使人发生明显的转变。下面结合我个人的道德感的形成过程，谈一点我的“回心”之路。
我说我是一个隐秘的道德主义者，我的道德感大概有三个来源：儒家经典《论语》、别林斯基的背影和雅斯贝尔斯的实存观念。这其中还要辅之以哈耶克的关于自由的言论、萨特的介入理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精神、哈韦尔的对日常的恶质素的揭露，以及尼采的道德哲学。尤其是尼采，他始终举着个大棒，让我警惕道德的懦弱无力，警惕自我感动、自我弱化。
我觉得《论语》很亲切，子曰子曰的，非常有趣，我有时间就翻一翻。其实子曰何其大，两千年前，孔先生便已经着手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立法。“子曰”类似于“上帝说”，口气之大，无可辩驳。他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仁爱”，讲“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在两千年前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圣经。仅就个人信仰而言，儒学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而非宗教，它使人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而不具有超拔与拯救的因素，不具有终极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那就是儒学对个人道德理想的规劝功用。孔子讲“公道”，讲“仁德”，“刚毅木讷，近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之类的道德主义说教，在整个“子曰”中比比皆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的担当与在虚无面前勇于自承风险的进取精神，也许正可以弥合我们生活的离散性，有助于实现个体自我的实存。
我道德感形成的另一个源头，是别林斯基，或者说是他的一个背影。我对别林斯基的认识最初来自以赛亚·柏林的一本书《俄国思想家》。伯林文笔极好，他对别林斯基的思想画像让我着迷不已。他说别林斯基既非柏拉图那样的纯粹行家，也非圣伯夫那样的天才观察家，而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是一个内心痛苦而温和且深刻的人，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对于别林斯基，一切严肃的问题终归都是道德问题，“我是人”，他说，“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差不多160年前的今天，三十七八岁的别林斯基因肺病而死亡，差不多也就是我这个年龄。对于别林斯基的死，警察头子大表遗憾，他们说：“我们本来想让他在牢里腐烂。”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个人，他所激励我的，不仅仅是他那些激情洋溢、充满道德感的作品，还有他那一直往前行的背影。
我对雅斯贝斯的阅读，主要是他的《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本书我阅读多遍，他告诉我，“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他告诉我什么是人的实存，人只有逐渐意识到它自身所处的境况的界限，他的状况才真正是一种精神状况。他告诉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如何与周围的世界相处，如何辨别时代的精神状况，以获得一种生命感和现实性。在无由也无能判别的时代精神状况中，在虚无感、破灭感日益严重的今天，人若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存，不能作为一个实存的个体自我与他人发生联系，不仅虚无感和无信仰状态会无限蔓延，像一团雾一样蔓延，而且精神依附性也会加剧。面对危机，个人如何自处？雅斯贝尔斯说，“人，如果要继续是人，就必须沿着意识的道路前进，后退的路是没有的。”后退，就会自我幻灭，就会被物的世界所包围。
在我道德观形成的过程中，尼采一直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跟随着我。尼采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他说道德就是吸血鬼，他对道德感柔弱的人尤其感到愤怒，“什么时候的自由的标志？——不再自我羞愧！”这一点我就做不到，但我时时记在心中。还有，是什么造就英雄？尼采的答案是“倘若能够同时面对至深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才能造就英雄。英雄不仅能够给自己增添痛苦，同时又不会被巨痛所毁，这样的人才堪称伟大。尼采的超人哲学，让我对道德主义充满警惕，警醒自己不要过于柔弱，不要过于自我感动，过于自恋。
我觉得我的道德观矛盾而又复杂，这的确与我的阅读经验有关。惠特曼曾经说，“我自相矛盾，因为我包容一切。”诗人应该有一个好胃口，将这些知识的碎片、复杂的心灵、自相矛盾的观念、幽暗的欲望等等一切消化掉，变作自己的营养。
有时想想，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读书？因为我觉得我很无知啊。读了那么多书，我得到了什么没有？我要说，读了这么多，其实不够用来写作一首诗。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用来回答朋友对我的关心。我回家之后，总有朋友担心我的状态，一打电话，就问我在忙什么。去年，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最近在忙什么》，读给大家听，算是一个结尾：
《最近在忙什么——答问》
最近在思考。有时候也思考
这思考本身。这正是
悲哀的源头
也就是说，我常常迷失于
自设的棋局
有时想停下来，将这纷杂的思绪
灌注进一行诗，只需一行
轻轻道出——正是这最终之物
诱惑我为之奔赴。
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
朵 渔
1849年4月23日凌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回到家里，刚躺到床上，朦胧之中，房间里似有人影晃动。不是在做梦吧？他微微睁开睡眼，看到床前站着两个人：一位红胡子警长，一位蓝制服沙俄宪兵中校。
“快穿衣服吧，我们可以等你一会儿。”中校说，“我们是奉上谕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镇静地穿好衣服，在女房东惊惧的目光中，随警长走出房门。他被带到了位于枫丹卡大街的“第三厅”大楼，在那里，已有不少参加“礼拜五聚会”的同道被拘捕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自由思想罪，在对待君主和祖国的态度上有越轨行为。“我并不害怕这种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公开地谈论了一些别人认为有义务沉默的事物，但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现呢？我的罪状在于我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信，是的，我是宣读了。但谁能说得出我更倾向于哪一方？”
无论他倾向于哪一方，调查此案的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将军认为，既然被抓进了监狱，那就证明有罪，还审什么审，直接判刑就是了。他是个大老粗，沙皇的宠臣，认为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军事法庭认定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剥夺其职位及一切财产，并着即将其枪决”。总监察官建议将枪决改为“流放要塞服苦役八年”。尼古拉一世对总监察官的报告做了最后批示：“流放四年，然后贬为列兵……但赦免的决定要在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宣布。”
1849年12月22日上午7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上警察局的马车，驶向谢苗诺夫校场。在“预备……瞄准……”的口令下，身披殓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哥哥，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失魂落魄！”在与死亡狭路相逢后，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在等待流放生涯的到来，“在哪儿活都是活。活要活在我们自己心里，而不是受外界条件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9年3月得到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那封公开信的抄本的。在此之前，他虽有听闻，但未得亲见。4月15日，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为大家宣读那封公开信。诗人迈科夫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神情，“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苏格拉底临死前面对朋友那样坐着，穿着一件衬衫，敞开领口，口若悬河地大讲……”
在当时的听众里，有一个年轻的小公务员叫安托涅利，正是他的告密，将整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送进了沙皇的第三厅。沙俄宪兵首脑、掌管第三厅的杜别尔特将军，与别林斯基、帕纳耶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等自由派青年，都是“老相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读那封公开信的时候，别林斯基已经去世将近一年了。
1848年5月28日，彼得堡的上空笼罩着乌云，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好友雅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别林斯基死了。当天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一种被时人认为“神圣”的怪病，据说历史上一些伟人如默罕默德、拿破仑都得过）严重发作。别林斯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当他还是个20岁的年轻人，刚刚写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被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宣布为“天才”，“另一个果戈里”。“一个二十岁的人，您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把握了、认识了这个真实，这是老天对您的恩赐，您要珍惜这种恩赐，要无负于这种恩赐，您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面对如此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要晕了。要知道，在文学的王国里，别林斯基就是沙皇，“他只消用沙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上两句，仿佛对学生上课似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别林斯基，这位生于落后省份一个偏远乡间的肺病患者，虽家世寒微，所受教育亦粗陋贫乏，却凭着他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的火热的道德家，批评家，一个“时代的萨伏那洛拉”。以赛亚•伯林在其名作《辉煌的十年》中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国前卫青年，诸如巴枯宁、赫尔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果戈里，哲学家卡特科夫、别德金，散文家科尔什，玩票的富家青年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均一时之俊彦，“但诸子之上，巍然耸立着批评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在教育与品位上的缺点，尽人皆知；他貌不惊人，散文风格亦多可憾之处。然而，他成为他那时代的道德与文学独裁者。”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他的影响力所及，可谓妇孺皆知。1856年，著名的斯拉夫主义两兄弟之一、对别林斯基并无好感的阿克萨科夫游历俄国乡镇后不无沮丧地发现，“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下教师无人不知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了不起的天才，坐头把交椅的批评家，思想界的巨子”，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写作，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唉，”他说，“夜里头要是冻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后，他的丧葬费还是朋友们凑的。大家用抽签的方式购买了别林斯基的全部藏书，全部收入留给了他那因贫极、孤独而娶的非偶之妇和幼小的女儿。屠格涅夫还将别林斯基的女儿收为义女，答应抚养她长大。只有第三厅的头目杜别尔特将军略感遗憾，“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掉的。”别林斯基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却过早的耗尽了自己。
1842年，年仅24岁的屠格涅夫就与别林斯基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激烈交谈、争论，通宵达旦。别林斯基因患肺疾，脸色苍白，极易疲倦，通常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在人前也显得突兀、局促、笨拙，有点自闭倾向。但与朋友们在一起时，又令他兴奋、迷醉，经常彻夜高谈，毫无倦意。有一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聚谈之后，别林斯基突然叫了起来：“怎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否有上帝存在，你们就想吃晚饭了？”
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这位富家少爷性情随和，身体健康，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天生的情种，一生离不开爱情和女人。虽然经常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一看便知是那种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贵族子弟。年轻时，他也曾对别林斯基深为服膺，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似渴，辗转苦求。”屠格涅夫对此呼应道：“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些比诗更高的利益。”当托尔斯泰向他提议创办一份“以纯文学与艺术为主”的期刊时，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树上清歌的鸟”；“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一派污尘，俗劣，但是，大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市镇。”（1858年致托尔斯泰）
但屠格涅夫在本性上并非一个坚定的道德主义者，更非狂热的政论家，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赫尔岑眼里，他是“亲切热络的老友，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软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随风屈服的芦苇，一个积习难返的妥协者”。这种人不易产生激情，且会情不自禁地在某种程度上倒向对手的观点。屠格涅夫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干，除了恋爱、旅游、打猎和写作。屠格涅夫家的庄园里住满了听凭少爷摆布的女奴，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她们身上初尝了男女之事。他曾追求过巴枯宁的妹妹达吉雅娜，追求过少女萨维娜，但都止于精神之恋。他一生追随女歌唱家维亚尔杜夫人，可以说苦苦追随了一生，“像一条被人逐出的老狗似的东游西逛、到处飘零”。他虽是个情种，却一生未婚，只跟一个女裁缝生了一个私生女小彼拉盖雅。“结婚吧，年轻人，”他在晚年写道，“你们想象不出光棍汉的晚年是多么凄凉。”他在爱情上花费了太多功夫，连托尔斯泰都感到惊奇。“我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深挚地爱着。”托尔斯泰在巴黎见到屠格涅夫时，屠格涅夫正毫无希望地追随在维亚尔杜夫人身边。屠格涅夫在晚年曾对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已不再写作了，原因是他不再有恋情了，而他从来都是只有在爱的时候才能写作的。
屠格涅夫对待政治像对待爱情一样，肤浅，游移，用情不专，不易产生深情。1848年巴黎街头暴动那一天，他虽身在巴黎，却只记下了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叫卖椰子和雪茄的小商贩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态度。革命的失败让他的许多朋友沮丧不已，他却对此无动于衷。“谁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他说，“历史证明恰恰与此相反。”以赛亚•伯林在评价屠格涅夫时说：“的确，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惟屠格涅夫始终细谨而存疑；……他不曾具体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可恶的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
1847年初，别林斯基终于准备动身去欧洲疗养。在此之前，他刚刚离开为之付出六年心血的《祖国纪事》杂志，转投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在为文学包工头克拉耶夫斯基卖命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时光，“我将为这个杂志而死，我要将《祖国纪事》放进我的棺材当枕头。”短短几年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却也耗尽了他全部的能量。他不但遭受着经济上的盘剥，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物质上的匮乏，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身体油灯一般耗光，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几番犹豫之后，他决定去欧洲疗养，也许欧洲久负盛名的温泉和德国的医学教授们还能妙手回春。旅费是朋友们凑的，主要的一笔钱来自赫尔岑。
赫尔岑最后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是在1847年秋天的巴黎。“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给果戈里的那封公开信。
别林斯基的朋友安年斯基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对当时的情形有着更为清晰的描述：
……疗程即将结束，我们不久也要离开萨尔茨堡。别林斯基觉得自己好多了。咳嗽减少，夜里也睡得比先前安稳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住在偏僻的地方太闷气。几乎就在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果戈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与友人书信选》的出版给他招来很多麻烦，他并不期待我的赞许，但仍然想听听我对这本书的真实看法，一个没患傲慢病和自我崇拜症的人的看法……在信的结尾处果戈里突然提到别林斯基，并顺便向他致意，同时还附了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果戈里在那封信中责备别林斯基在《现代人》第二期上对《书信选》的火气太大……
1831年，出生于小俄罗斯波尔塔瓦省的小镇青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结束了自己毫无生气的小职员生活，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在22岁那年，他遇到了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随后，他发表了鬼气森森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25岁那年，他被文学界的朋友推荐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为了偷懒和掩饰学识的浅薄，他讲课时常在面颊上缠条绷带，以示颌部肿胀，不便讲话，然后给学生分发些古罗马废墟的小照片。在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辞职。“我们，我和大学，互相唾弃而分手。我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哥萨克人。”随后，是讽刺俄国官场的新剧本《钦差大臣》的公演，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相当怪异：“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里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果戈里有点受不了了，他决定一走了之。此后十年，他一直躲在国外生活和写作，直到1842年《死魂灵》出版。
别林斯基就是将果戈里捧上天的批评家，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别林斯基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时，果戈里就是他最为关注的作家。如果说别林斯基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诗人”的地位，他写给果戈里的笔墨丝毫不少，甚至在篇幅上还有胜之。仅1842年一年，别林斯基就发表了5篇评论《死魂灵》的文字。别林斯基最为推崇果戈里作品里表现出的“人民性”，认为果戈里的创作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面对别林斯基的推崇，天性温和、性格内敛的果戈里认为，与其说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战斗性和批判性，不如说是善意的讽刺，是“含泪的笑”。他不愿意被作为一个斗士看待，他的政治理念更接近温和的民粹主义路线，赞成温和的改革与改善。为此，他准备着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从正面来描写俄罗斯，以期对第一部进行必要的矫正。
第二部的写作进行得极为不顺，他不得不四处出游，想寻找健康和灵感，但什么也没找到。1847年，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意图“把它当做一个标准，让读者具备适合接受《死魂灵》续篇的情绪”（纳博科夫的猜测）。这部书甫一出版便招致骂声一片，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部反民主、反自由、为古老的家长制、农奴制张目的“坏书”。书里充满了对俄国东正教宽容精神和信仰力量的推崇，在对待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态度上貌似骑墙，实则更倾向于斯拉夫派。“这简直就是历古以来用俄语写的东西中最古怪和最富有教益的书！”别林斯基在给《现代人》的文章里说，这本书的作者简直不是他所熟知的那个果戈里，很难让人相信一个拥有巨大才能的人“也会像一个最平庸的人一样蹉跌”。果戈里分明走上了一条歧途，“在这条新路上，等待他的是无可躲避的摔跌，在这以后，要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就不大可能了……”
安年斯基将果戈里的来信读给病中的别林斯基听。起初，别林斯基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当看到果戈里写给他的那几行文字后，突然变得怒不可遏，说道：“他不明白别人为什么生他的气，应当对他讲清这一点——我得回答他。”
接下来，重病的别林斯基开始在疗养地写作那封著名的公开信。
一连三天，别林斯基洗完温泉回来后，没上楼到我的阁楼里来，直接到他临时布置的书房里去。这几天他一直沉默寡言，精神集中。每天早上喝完摆在他书房的那杯必不可少的咖啡后，便穿上夏季常礼服，坐在小沙发上，伏案写信，一直写到中午一点钟吃饭的时候。午饭后他不工作。他用三个上午就把信写好了……这期间他还常常激动得不能执笔，仰靠在沙发背上休息。其实这封信的写作过程相当复杂。别林斯基先用铅笔在各种纸片上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誊写得工工整整，然后又抄了一份底稿自己留下。看得出，他把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仿佛他已经理解到，他在编写一份超出私人通信范围的文件。
信写好发出之后，他们便开始朝巴黎去了，在那里，他们的朋友赫尔岑正在酒店等着。别林斯基在巴黎的房间里给赫尔岑朗读了那封信，赫尔岑听完后，悄悄溜进安年斯基的房间，低声对他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这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
别林斯基在信中劈头便说：“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的确，果戈里竟然鼓吹农奴制度为神义所授，谓其基础与其余俄国建制一般不容动摇。他甚至在书中教导地主如何对待农奴，说读书对普通百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使别林斯基简直出离愤怒了。在他看来，俄国民众受沙皇专制压迫、受教会制度愚弄，已经够其不幸了，人们只有在文学中、在书籍里还能稍微透口气，找到冲决压迫的出口。他们把俄国作家看做他们唯一的代言人，使他们不受专制政治、政教和国粹主义摆布的保卫者和救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文学上是这样容易获得成功的缘故。”作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怎么能放弃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在书中满口胡言呢？可以“原谅一个作家写得不好的书，却永远不能宽恕一本极为有害的书”。别林斯基在信的结尾劝告果戈里：“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来赎取让那本书出版问世所带来的沉重罪过。”
收到别林斯基的信后，果戈里又回了一封信。别林斯基抱着同情的态度读完了回信，只说了一句话：“语言怎么这么混乱。不错，他在那一刻必定是很不幸的……”
果戈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在执拗地思索着《死魂灵》的续篇。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就是想让舆论做好准备，接受《死魂灵》的第二部。但第二部的写作进程极为不顺，并最终在临死前将其付之一炬。纳博科夫分析认为，果戈里在创作上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意图来创作”，而这个意图在第一部里是不曾存在的。“一个作家倘若对‘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么他就会惘然不知所措。”纳博科夫说，果戈里在创作上既想让“艺术家果戈里”满意，又想让“僧侣果戈里”满意，也就是说，他想让一个道德说教的果戈里与一个艺术至上的果戈里达成和谐，他想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就太难了。纳博科夫认为，果戈里是无法做一个清晰的道德主义者的，他就是一个“怪人”。所谓怪人，这是天才的标志，“只有二流作家才是心存感激的读者心目中的老友……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哈姆莱特》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学生荒诞的梦。果戈里的《外套》是怪诞、可怕的噩梦。”纳博科夫说，如果说普希金深沉，托尔斯泰平淡，契诃夫婉约，那么果戈里就是古怪，这是他艺术的基础。他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他只熟悉小俄罗斯和彼得堡。“每当他努力用文学传统的流畅笔调写作，合乎逻辑地对待合理的思想的时候，他的才能便丧失殆尽。”当他创作《死魂灵》第二部时，他“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而纳博科夫也不赞成什么文学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然而在俄国传统里，一个作家必须身兼道德说教者甚至僧侣的责任，如伯林所说，“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此乃悖实之论。人不容分割。”这种传统与法国传统恰成对比，法国作家认为，自己只是个作品供应者，他们对公众只有一个义务——生产他所能的最佳作品，而不必管他私人身份如何。作为批评家的别林斯基，首先就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他对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十分看重，更看重艺术所带来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他认为在他的时代，俄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与道德问题，这正是作家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后期，他更发展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敌人，而纯属文学的争辩也上升为道德之辩。果戈里与别林斯基之辩，自有其逻辑必然性，是注定“终有一战”。只不过，别林斯基在争辩中过度表现了他天性中激烈、粗蛮的一面，如伯林所言，他“时作突兀而不必那么粗糙的判断，对求精求细太欠宽容，对纯粹的美太过疑忌，有时候，更因道德独断失之强横，在艺术与道德上俱成盲目”。
两个人的争论过去不到一年，别林斯基就去世了，年仅37岁。别林斯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此，俄国社会进入一段更为黑暗的时期，不再有自由思想之光闪耀。别林斯基去世四年后，果戈里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看时人的回忆文章，果戈里的死况甚惨。死前一个月，他还操心着全集出版事宜，并且笔耕不辍，每天从上午工作到四点钟吃午饭，然后出门散步一刻，回屋后继续写作。然而他的身体迅速恶化，终至卧床不起，却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们也束手无策。一天夜里，果戈里叫醒了小男仆，让他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捆用缎带捆扎的本子，用蜡烛点着，放进炉火里。小男仆一下子明白过来，那是《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赶紧跪下来恳求他不要烧。果戈里说：“不关你的事，你还是祈祷吧。”火熄了，只烧焦了本子的四个角。他又把本子取出来，解开缎带，散开纸页，继续烧。烧尽之后，他一边划着十字走回自己房间，一边亲吻了小男仆，在睡榻上躺下来，突然大哭起来。
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最后的作品？纳博科夫说，一个艺术家之所以销毁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因为最终他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作品并不忠于他的天才。是这样吗？弥留之际的果戈里什么也不说，什么人也不理，甚至不再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快昏迷的时刻，医生们开始强行给他治疗。先是往他的鼻子上放了八只肥大的水蛭，用来吸血；然后又把他抬进温水浴缸里，脱光了衣服进行淋浴；后来又给病人放血，往头顶上放冰块，往嘴里灌蜀葵根汁……他不停地呻吟、哀求：“拿掉水蛭，从嘴上拿开……”呻吟越来越弱，直到再也没有反应。
得知果戈里去世的消息，屠格涅夫沉痛异常。“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没有比果戈里的逝世更使我感到震动的了。”事实上，两位大师直到1851年10月才见过第一面，也是唯一一面。互致景仰后，果戈里主动提起了关于《书信选》的争论。时隔三年，他仍然不愿提及别林斯基的名字，可见这个名字给他造成的伤害之大。他极其气愤地说起了赫尔岑，“赫尔岑为什么竟在外国杂志上狂妄地侮辱我？”并说自己一贯坚守的宗教情怀和保守立场，前后并无二致。“我先前也是这样想的啊，所表达的信念同现在完全一样！何苦责备我变节和背叛呢？”但最终，果戈里也向屠格涅夫坦白，“确实，我有很多过错，我的过错在于听从了周围朋友的劝告，如果说过的话能收回的话，我就销毁《与友人书信选》。我就烧掉它。”屠格涅夫能够理解果戈里的心境，他们在艺术观念和气质秉性上有相近之处。“死亡具有净化与和解的力量，”屠格涅夫在纪念果戈里的文章里说，“诽谤与嫉妒，仇恨与争执——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最普通的坟墓前缄默：它们也将在果戈里的坟墓前缄默。”
屠格涅夫的纪念文章是在果戈里死后三天写成的，先是投给《彼得堡新闻》，被新闻审查官否决；继而投给《莫斯科新闻》，莫斯科的审查官尚不知此文已在彼得堡遭禁，并未阻挠其发表。文章登出三天后，第三厅的公文也下达了，屠格涅夫于是被抓进牢里，过了一个月的铁窗生涯。为果戈里坐牢，屠格涅夫视之为荣耀。他不像别林斯基那样激烈绝对，道德至上。他将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与他所属社会的集体经验若即若离；另一类则完全投入到他所属社会的共同体里，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心灵状态上都与其发生有机的联系。无疑，果戈里属于前者，而别林斯基属于后者，屠格涅夫则处在一种中间状态。他温和而执中，以浑融权变之道应物处事，镇定自持而进退有据。他曾与托尔斯泰交好，但也因观念不同而闹翻，甚至差点到了要决斗的地步。但两人心里都明白，对方是大师，是文豪，因此翻脸十七年后又重新取得和解。尽管和解也只是表面的，屠格涅夫在托尔斯泰的精神领域中始终感到呼吸不畅。“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的《忏悔录》，就它的真诚、直率和坚定的信念而言，这是一篇出色的杰作。可是，它的道德准则都是错误的，而且，归根结底它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把朝气勃勃的人生看得一片漆黑。因此，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他不要道德至上，也不要宗教苦行，他要的是鲜活的人生；他不要绝对主义，不要自我牺牲，他要的是“事到临头，人人以人性使然而难以苛责”的善意与温情。他曾多次与母亲争论农奴问题，但总是败下阵来，并最终继承了斯帕斯克村的几百个农奴。晚年时，为了排遣烦闷，他曾用七百卢布从堂姐那儿买来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奴，教她读书、识字，并维系着一种奇特的性爱关系。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随后归葬彼得堡。他的陵墓紧邻青年时期的偶像别林斯基。临咽气前他说：“诀别的时刻到了……像世世代代俄国沙皇一样。她便是皇后中的皇后。”最后时刻，他还惦记着一生追随的女人维亚尔杜夫人。
别林斯基去世后，巴枯宁也被关进牢里，赫尔岑远遁异域，格拉诺夫斯基缄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尼古拉一世驾崩……俄国社会进入民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新人”形象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没有赫尔岑的深度、想象力；他没有巴枯宁的雄辩、恣肆、气质或推理力量；也没有别林斯基的道德天才与独特社会洞察。但是，他有不屈不移的诚正、极度的精勤奋励，以及俄国人罕见的具体细节贯注力。……他的自律，他的不厌其烦，热烈、专志、功夫细密的勤勉，他不容怀疑的诚意，他那彻底的忘私，无情的直接，他对私人生活的漠然不顾，他那让人放心亲近的道德魅力，自我牺牲的能力，创造了日后俄国革命英雄与烈士的原型意象。”（以赛亚•伯林）
整个十九世纪，从十二月党人，到“辉煌的十年”俄国知识阶层的形成，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民粹主义的勃兴……俄国知识界虽然纷争不断，但俄国知识阶层始终是社会的良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这个共同体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迷恋于理想，甚至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赴死。“只因人数寡少，又远远孤悬于政府与群众之间，只因薄弱，只因忠于真理，只因诚挚，只因与别人极其不同，于是，他们有如置身黑暗森林中的人，油然而生某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感。”（以赛亚•伯林）
1849年圣诞节前夕，免于一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戴上镣铐，押上一架无篷雪橇，踏上了遥远的流放地旅程。马儿在白色裹尸布一般无边无际的俄罗斯雪原上奔驰了半个多月后，终于来到了托博尔斯克。当牢门沉重地关上的那一刻，两个圣母般的人物降临了——十二月党人奉维津的妻子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和安年科夫的夫人普拉克斯菲娅•叶戈罗芙娜来看望他们了。“这些俄罗斯妇女，她们抛舍了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走上了长久（也许是永远）同亲人甚至子女离别的道路，去分担苦刑犯丈夫的厄运。在这些俄罗斯妇女面前，怎能不双膝跪倒？只要俄国存在一天，只要世界存在一天，人们又怎能不永生永世向她们顶礼膜拜呢？俄国正是靠这样的女人的信仰和忠诚才有了生命，世界正是从她们的爱里获得活力的呀！在这生活的十字路口，她们仿佛是奉了上帝的旨意来到他们身旁，为的是让心灵不要在生活中迷失道路。她们获准见面，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给予鼓舞和安慰。分手的时候送了他们每人一本福音书。”（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靠这本福音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活了下来。
参考书目：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
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里》
安德烈•莫洛亚《屠格涅夫传》
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屠格涅夫等《回忆果戈理》
朵渔访谈：我们的经验和价值观都存在问题
作者：朵渔
朵渔在“宿”微信群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1. 现代诗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我感觉本世纪初，诗的风格有了新的变化，诗坛有新的定义吗？
朵渔：诗的风格都是个人的，它和世纪没有关系，和潮流也没有什么关系。诗的风格是个人化的，诗人也不是一个能下定义的人，但好像评论家对诗歌又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很多诗人都在越俎代庖了。要问一个诗歌状况的整体观，我的观察其实并不那么全面，其实通常也不怎么关注那么全面，可能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此让我来下个定义也是无能为力。我觉着总的趋势是当代汉语诗歌仍然是在不断的自我分裂中前行的，这种诗歌内部的自我分裂，是诗歌前行的原动力之一。就像细胞分裂一样，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最后成长为一个孩子。我的观察，汉语诗歌现在仍然处于它的成长期，也许刚刚过了青春期，但离成人阶段还有段时间，还不能像成人那么有力、独立地承担起责任来。
2. 做为创作者，朵渔老师是如何看待诗歌的情绪与节奏的问题的？
朵渔：以我的经验，节奏往往是跟着情绪走。但也有时候你的诗句的节奏也注定了一首诗是什么样的情绪，甚至有时候你第一行写下来，这首诗的这个喜怒哀乐，基本上就注定了。
3. 什么样的语言才是诗的语言，诗的语言和散文、日常口语有何区别？
朵渔：我认为什么样的语言都可以是诗的语言。我记得好像西川说过，诗人在最好的状态下，胡说八道都是诗。因此诗的语言与散文、口语表面上没有任何区别。我说从表面上啊，你如果深究的话，那就复杂了。
4. 如何读懂一首诗？
朵渔：我觉得无所谓这个“读懂读不懂”，因为有时候你没有读懂一首诗，其实也许你已经读懂了。也就是说，写诗的人，他就不想让你读懂。那么，读懂读不懂，我觉得其实无关紧要。读过一首诗之后有没有收获，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是一种节奏、一种情绪、一种好玩的说法，那么一首诗的存在就有了意义。
5. 一个诗歌爱好者，当他感觉自己的诗到达一定水平之后，可以通过哪种渠道（报刊、媒体）发表或投稿？
朵渔：我觉得当TA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真的没必要再通过哪种渠道去发表或投稿。一首诗写出来，它就算是出生了，你就没必要再想办法给他上个什么户口。对于一首诗来说，有没有北京户口不重要。所以，我认为发表不重要。写作不能老想着什么发表啊，那是很腐朽的一个想法。
6. 作为诗歌与小说两种文体，很难去同时关注或者创作，怎样才能鱼和熊掌兼得？
朵渔：我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我不写小说，也可能写不好小说。诗和小说的节奏是不同的，诗的节奏太快了，我觉得根本不能容忍小说的那种节奏。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我们巫老师，她写诗、小说写得也非常棒，以后可以让她来讲讲这方面的经验。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干好一样就很不容易了。对于兼得的事情，可能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对我来说。
7. 求问朵渔老师的生活及创作历程，心路，经验？
朵渔：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只能简单地来说。其实我的生活也非常简单，一度很简单，就是读书，写作，思考，就干这三件事，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当然外部原因，是不是有这个因素，我同时也在考虑。我希望我在最好的年龄、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时候，去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当然这个也难免焦虑啊，毕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总要弄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擅长什么，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找准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就是要放弃一些，一定要放弃一些。有时候放弃的东西可能比得到的更重要。至于说到心路历程，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个作品，我所有的写作啊，都是我心路历程的一个表现吧。
8. 朵渔老师对新诗的定义是什么, 未来诗歌的方向是什？朵渔老师为什么取这个笔名？
朵渔：新诗的定义，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说我认为诗是没有办法准确定义它，因为它永远有一部分是处于未知状态的东西，你没办法给诗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因为它本身就不科学。诗是恍兮惚兮的，它是存在的，也是被创造的；是从生命中生长出来的，也是无中生有的；是先验的，也是经验的；是已知的，也是未知的；它是说出来的那个东西，也是说出来的那个东西之外的东西。总之，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完全把握的一种创造之物。
未来诗歌的方向，我觉得人类的方向就是诗歌的方向。或者说朝着十九大指引的方向前进，也可以。
笔名，几乎每次都会被问起，这个很有意思吗？我现在是越来越困惑，因为我发现我这个笔名已经被注册为女性生活用品。说明这个名字，它其实是有点女性化。德国汉学家顾彬，翻译我的诗，他原来可能以为我是个女诗人。后来发现我其实是个男诗人，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后悔了。我觉得笔名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吧，名字和人是相互成就的。
9. 朵渔老师认为写诗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关系？怎么看待口语诗的审美、艺术性和思想性?
朵渔：写诗本身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关系，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夫妻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这是马丁·布伯意义上的“我和你”关系。
我不认为有什么口语诗。任何诗的语言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哪怕是非常日常的口语，你也要把它擦亮了才能称其为诗的语言。
10. 新诗百年，从欧美诗歌大放异彩，到后来拉美诗歌，非洲，包括战争国家的阿拉伯语诗人等等逐渐在国际诗坛崭露头角，老师怎么看待白话运动后我们新诗的进步和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您认为汉语诗人未来的方向有可能应该是怎样的？谢谢老师。
朵渔：这个问题非常长，我看了半天。我看到“在国际诗坛崭露头角”这句我就想笑。那么国际诗坛在哪里呢，由谁来组成的国际诗坛？我不认为存在这么个诗坛。你说我们的诗歌创作是落后的，我只能说我们还存在经验的贫乏，这个是本雅明意义上的经验的贫乏，这是我们整个文明的现代转型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价值观都存在问题。未来的方向啊，我觉着先解决价值观问题吧。
11. 朵渔老师一般会因为什么而想写首诗？写好后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诗？
朵渔：对我来说，很多情况都会触发一首诗的产生，比如说某一个事件，某一种情感，我遇到了某个人，听到某句话，或者一段旋律，一种气味等等，怎么都可以激发一首诗出来。我要说诗歌就是呼吸，你们可能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当你沉浸在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里头，那么诗歌真的就是一种呼吸。
通常情况下，写好以后一般觉得很好啊，牛B的不得了，新的永远是最好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变了，就灰心丧气，面目可憎。
12. 除了写诗，朵渔老师最喜欢做什么？
朵渔：我还写一些随笔，然后就是读书了，最喜欢的可能就是读书吧。我现在在做书，那么我觉得做书不如写书，写书不如读书。我平时还养养花，喝喝茶，不大喜欢往外跑。
13. 朵渔老师认为诗歌的价值是什么？
朵渔：就是你说不出它具体的价值是什么，它看似无所不能，也可能一钱不值。我如果说诗歌就是空气和盐，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重要性其实是一致的，没有空气和盐我们就没办法活。如果没有诗，我们活着也就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那和动物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前提是你不能把诗歌理解得过于狭隘。
14. 如何寻找到诗歌创作的源泉？伟大的诗歌有迹可循吗？存在一种伟大诗歌的模型吗？朵渔老师诗歌观是什么？
朵渔：源泉其实就在你的生命里头，诗歌就是你的生命经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找是找不到的。但是可以培养的，像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诗歌也要养啊，要通过思考、阅读、练习、经历等等；如果不养，很容易就枯竭了。
存在一种伟大诗歌的模型吗？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什么见解，因为我是写小诗啊，写小诗让人发愁，不怎么关注伟大的诗。
我的诗歌观念，一直是在随着我的自我认识变化。诗嘛，不过就是生死爱欲，那么我现在加上一个新词，信仰的“信”字。嗯，生死爱欲信，这可能就是我的诗歌观念了吧。
15. 朵渔老师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是否互融互通？
朵渔：我的文学观念还是比较老套的，我不认为有网络文学，我只承认一种文学，那就是文学，文学就是文学，因此也不存在传统文学。文学是一种很难的东西，是诗人作家要赔上身家性命的，它不是随便玩玩的，也不是拿来挣钱用的。
16. 朵渔老师喜欢的诗人有哪几位？
朵渔：好几位啊，我从来不点名，因为这个名单它总是在变化，因为有些一开始是喜欢的，喜欢TA就要穷尽TA，直到读得面目可憎。当然，你抛弃了TA可能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TA还是一颗恒星啊，只不过是你自己喜新厌旧罢了。
17. 朵渔老师 目前诗坛除了下半身诗派，还有几大流派？他们的状况如何？
朵渔：下半身其实也不是什么诗派，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闹着玩的，大家的写作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流派这东西其实是挺没有必要的，写作，我觉得就是要表现自己的东西，要跟别人不一样才好，干嘛要成派呢？我觉得，想当老大的家伙才喜欢成派吧，因此我鄙视各种派。
18. 朵渔老师的诗歌会受到喜欢的诗人的影响吗？如果不会，是如何做到的？如果曾经受过影响，又是如何摆脱这种影响的？
朵渔：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就是你喜欢的诗人，去读TA会有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已经是受到他的影响了，这很正常，谁的生命里都会经历几个前任。
有些诗人，你一开始喜欢，直到读的TA面目可憎，这个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抛弃TA。这个很正常。当然，如果你一直没有抛弃一个你喜欢的诗人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爱了。祝愿你们白头偕老。
19. 老师对于好诗的标准是什么？一首诗要怎样去欣赏。
朵渔：这是个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讲有一个好诗的标准，因为标准是死的，是会让创作窒息的东西。创作啊，“创”这个字它本身就是要打破标准的意思，所以与其说需要一个标准，不如说需要一种诗歌教养。教养有了，一种自我标准也就自然生成了。
当然我认为还是存在一种行业标准，这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就像张木匠被（一个人）夸上天，被另一个人贬入地，这种事情在诗歌圈里会出现，那么大多数时候呢，这不是一种美学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
20. 最近读过您写的《妈妈，您别难过》，非常非常的揪心，感觉在诗中，是反体制的。您现在怎么看这首诗？
朵渔：谢谢你喜欢这首诗，对于我来说，这首诗已经是一首旧作了，我不会再这样子去写了。至于反体制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我生命中的体验，我忠实于自己的体验，不会去勉强去做什么。
21. 朵渔老师如何判断自己诗歌的“诗质”，如果请老师用生产流程般的流线图把自己创作过程呈现出来，输入和输出是如何的？中间的步骤1、2、3有哪些？这些步骤如何在最终的产出上发挥作用、互相影响？
朵渔：什么是“诗质”，我不太理解，诗的质量吗？这个朋友是不是学理工科的呀，我写作从来没画过流程图，我觉得写作是唯一不用画图纸的创作活动。这玩意儿电闪雷鸣之间的就出来了，有时候过后看看，自己都觉得神奇，我怎么写出这样的诗了。
22.可以问个很恶俗的问题吗？当代文学环境下，诗歌可以养活诗人吗？
朵渔：这不是一个很恶俗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日常的问题。我认为在任何文学环境下，诗歌都不能养活诗人。当然，谁也不会靠诗歌来养活自己，写诗不是为了养活自己。
23.朵渔老师，诗歌离不开音乐美，请问您有喜欢的音乐家或音乐风格吗？音乐对您的诗歌写作有影响吗？什么样的影响？
朵渔：我赞同你的说法，诗歌离不开音乐美，确实很多大诗人都是资深的乐迷。尼采也有这个观点，他认为最伟大的艺术是音乐，因为音乐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是最本质的艺术，他因此一度把德国复兴寄托在瓦格纳的身上。音乐，我比较喜欢巴赫、舒伯特、马勒……但音乐对我的写作的影响，其实不大，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经验的贫乏，我所受的音乐教育太匮乏。
24. 请问写作对您的意义？您理想中的生活是怎样的？目前的状态是理想的吗？
朵渔：写作对我的意义就是心跳和呼吸。我没有理想的生活，我觉着能写作的生活就是理想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要能思考，能写作，能阅读就可以，我不怎么在意理想，理想太远，我更在意当下，在意我可以做的工作。
25. 如何从日常对话中发现第一句打开内心的口语。（另问:您的第一句口语是什么。或者最喜欢的一句口语是什么。）
朵渔：这个问题本身我没有看太明白，但我觉得没有必要用口语这样的说法，语言就是语言。任何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成为你所说的那种打开内心的语言。关键是合适的话要放在合适的地方，它才会发光。
26. 请问老师当代旧诗创作应向新诗学习什么？
朵渔：首先我没有旧体诗创作的经验，不知道该学习什么，大家相互学习吧呵呵。
27. 国内的部分诗歌写作者强调诗歌写作的技艺和难度，但是技艺和难度的标准在哪里，能找到具体的参数对照吗？写作的难度落实在语言上就是修辞和表述的难度，您如何理解这所谓的难度？
朵渔：难度参数……你写诗又不是跳水，还有什么难度参数。你向外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5；或者像体操那样，这里有多少多少加分儿……我觉着都不存在，写诗不是比难度。我认为真正高超的技艺是诗人把难度留给自己，而不是留给读者。
28. 在写作过程中，您有没有过对自己写作的怀疑，甚至绝望？您是怎样调整这种情绪的？
朵渔：有过，这太正常了，我觉着对自己的写作太自信倒是有问题的，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太没有自信也有问题，没有自信就没办法写下去。那么，写作的情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在自信-怀疑-绝望-自信-怀疑-绝望这么往复循环，自我折磨。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真是说来话长啊，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怎么来调整？我觉得当你写出来一首新的诗来的时候，你的自信马上就来了，就这么简单。
29. 有兴趣的时候才写作，还是没兴趣也要逼自己写点什么？或者说，更赞赏激情写作，还是专业写作？
朵渔：写作不是只靠兴趣，有时候还是要有专业的态度，比如上一个问题“如何走出这种绝望的情绪”，就是要靠你的专业态度，不放弃，努力去调整自己，去读，去写，直到写出新的作品。只靠兴趣的写作，我觉着是很难持续的，当然你随便玩玩也是可以。
30. 听巫昂老师介绍朵渔老师非常博学，想了解除了写作外老师其他的兴趣，能否略做分享。
朵渔：我不博学啊，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搜索引擎可能都比人博学啊，那么因此对写诗来说，博学不博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博学是否有营养，我是靠这些东西是来养诗的，觉得开阔自己的视野，这是一个基础，是大地。
31. 您好像现在主持了一个“读诗吧，孩子"的公益活动，我们能够参与进来做些什么吗？
朵渔：我和一些诗人、评论家是在一起做这个“读诗吧，孩子”公益项目，现在刚刚起步，我们的做法是招募一些学校里的诗歌志愿者，主要是老师，在孩子中间普及诗歌教育。我想，我们不能老说诗歌不普及，没有读者，或者说读者的欣赏水平不高，那么我们作为从业人员，不能光抱怨，总得做点什么。
当然做这个事情看起来也还是有一些乌托邦的感觉，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会慢慢做，非常感谢你，希望你能够能加入我们的志愿者队伍。
32. 朵老师，诗歌写作和其他写作互相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诗歌可以满足自身的所有表达吗？喜欢现、当代哪些诗人诗作和作家作品呢？
朵渔：我的个人经验就是我除了写诗之外还会写一些随笔，一些人物、读书方面的随笔。自己的感受是，其实那些写作，对你的诗歌写作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以开阔你的视野，让你写作的基础更扎实、更牢固。一个只会写诗的诗人，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问题的。只是诗歌写作确实很难满足自身的所有表达，有些话确实是要直接说，需要通过随笔的形式去说，诗歌的嗓音不可能唱所有的歌曲。
33. 诗人写诗都有一个出发点，有时会技巧性地模糊这个点，把诗歌变得隐晦，或者加入其他大量无关紧要的意象，像博尔赫斯在《沙之书》中说的“藏一片叶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进森林里”。当然，也有直接写这片叶子的。这两种选择在您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到。在选择亮出这片叶子，或是把它藏进森林里时，是什么左右了您的判断？是体量？题材本身的意义？还是其他。
朵渔：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专业的，或者说TA看透了诗人写作的一些小伎俩。对于我来说，当然这种伎俩用得越少越好，或者用了最好不要被人看出来。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吧。
34. 朵老师，诗歌阅读只是很小部分人群或者人们人生的某个时间段，这样说来，人们似乎不太在乎诗性吗？诗人从诗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朵渔：也不是不在乎诗性，比如一个最不关心诗的人，他可能也会在意自己穿的衣服好不好看，我觉得这就是诗性，只是还没有进入诗歌这个行当。我觉得没关系，不一定非要关注诗，你可以读小说啊，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剧。
诗人能够从写作中收获荣誉、虚荣、奖赏……我觉着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创造的幸福感吧，最根本的就是让诗带你进入那种最高的境界，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诗人其实是自私的。
35. 朵老师，诗歌写作和其他写作互相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诗歌可以满足自身的所有表达吗？喜欢现、当代哪些诗人诗作和作家作品呢？
朵渔：35好像回答过了。
36. 亲爱的朵老师，一个写诗的人，心中是不是必须有爱情的火光啊，有只打火机也好吧？一个恒温动物是不是应该安静地走开？
朵渔：（笑）诗不只是爱情，诗是生死爱欲信，但是爱情总能激发灵感，因为爱情在本质上和诗是同质的。爱情里面，有的诗里也会有，或者说诗里面有的，爱情也会有。恒温，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不就是聪明绝顶，要不就是很愚笨，那你肯定是属于前者。诗人呢，通常是表皮很敏感的人，很容易受刺激。
37. 语言形式和情感在诗歌中的侧重问题。就是一首诗它的任务或者说目的应该是为语言服务，为形式服务，去塑造新的语言形式。还是应该让形式为情感服务。还是说更有其他的偏重？
朵渔：实在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头脑其实已经不太清晰了，稍微绕一点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38. 能谈谈您的书《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创作的初衷吗？
朵渔：我的创作一般没什么初衷，碰到什么就写什么，你们其实写来写去就会发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终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这本书其实就是啊，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它的模样，等写出来以后发现，它竟然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39. 诗歌怎样让感受和语言碰撞？自己最满意的诗是做梦做出来的，怎么办？
朵渔：不是个碰撞的问题啊，写诗的确有运气的成分，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一句话是怎么来的，所谓的神来之笔，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千锤百炼之后的一副好手艺，才能写出好诗句，这才是大概率事件。
做梦也能写出诗来，我也有过这种经验。嗯，我有时候甚至想，要是谁能发明一个大脑打印机就好了，它能把你想的自动打印出来，我觉得应该很有意思。
但是写作还是一个劳动的过程，因为在这个劳动的过程里头，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是你完全事先没有想到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才是创作的乐趣所在。
40. 朵渔老师喜欢哪种糅合个人感受和社会公共经验的语言处理方式。
朵渔：我大脑已经不怎么转啦，也说不好喜欢哪一种。我觉得，能够糅合个人感受和社会公共经验，就已经很厉害啊。还有分很多种处理方式吗？那就更厉害了。
41. 请问朵渔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关于诗歌和语言，之前在《追蝴蝶》的后记里看到您引用韩东老师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老师的“拒绝隐喻”来说语言的重要性，那时候周围的一些写诗的朋友都很认同语言是诗歌的全部，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诗歌这样的观点，但是前段时间读了于坚老师的一篇文章《诗如何在》，里面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语言只是你看到的角，只是诗歌的痕迹。而文章中也不谈诗是什么，只说诗怎么在，在角后面被隐匿的羚羊的身体，可能是诗歌本身，但却又是无迹可寻的。从文章中我隐约感到语言似乎既是对诗歌去蔽的呈现，同时也是对诗歌的一种遮蔽。扩展到别的文学门类，文本究竟是文学本身，还是文学的痕迹？
朵渔：上面那个问题我还没有读完。估计即使读完了，我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么长的问题了。关于韩东、于坚和语言，我其实都写过文章的，我们可以以后交流。
42.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诗观及诗歌理念，请朵渔老师就此谈一下。
朵渔：我觉得有诗歌观念和理念是好的，但也不要过于执着。因为对诗的认识是会变化的，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太过执着就偏执了，就容易排斥一些合理的东西，然后就自己会变得很狭隘，这其实是不利于成长的。我觉得要有一副好口味，也要有一副好胃口，这样才能有出息。
43. 福柯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一首诗的诞生是不是也有它最适合的时间？您在创作关于民国系列组诗以及《高启武传》这样的人物史诗时，对于题材的选择是否受到当下时代或者事件的影响？
朵渔：这又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我觉得什么时候写什么样的诗，这个是很正常的，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可能只有天才是为下一代写作的。很多人吹牛逼说TA不是为当代人写作，是为后人写作，我觉得TA根本就没有能力为当代人写作。
44. 问点轻松的，朵老师最喜欢哪位诗性化的导演，老塔？戈达尔？阿巴斯？……哪一位更接近您心里诗意的镜头表达？为什么？
朵渔：问点轻松的……谢谢啊，这个问题对我也不轻松，这三位我都喜欢，说不上哪个更喜欢。我是取他们的优点来欣赏，这和我读书的习惯是一样的。
45. 还有一个问题：记不清谁说的：真正的诗人是“政治人”。您认可这样的说法吗？您心中真正的诗人是怎样的？
朵渔：这是林贤治先生说的吧，我觉得首先需要对“政治人”这个说法做一个解释才好谈吧。什么是政治人呢？我觉得“真正的诗人是‘政治人’”这个句式本身就有问题。真正的诗人是不受限的，无论TA是不是政治都不重要，任何对诗人的限制，我认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46. 最后一个问题，您可以为我们朗读一首您的诗吗？
朵渔：给大家读这首小诗：
唯有旷野是我的归宿
连日来，我已失重，写虚无缥缈的诗
做人间最繁琐的事，全无道理
当一只麻雀站在黎明的窗台上为我鸣唱
我知道，是该做出些决定了——
在这崭新的世界上，惟愿我的心灵
依然是旧的，在这光鲜的城市里
请保留我乡村般的褴褛——
在这昂贵的土地上，我宁愿没有
立锥之地，然后只身走进旷野里。
好的诗歌要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专访诗人朵渔
青海新闻网讯
在第五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揭幕式间隙，朵渔坐在休息处的椅子上，看起来淳朴而俭省。
朵渔说，固然之前他来过西北很屡次，却是第一次来青海参与青海湖国际诗歌节。8月6日，他一下飞机，就和一名青海籍的年夜学同窗去了塔尔寺。“在去塔尔寺的路上，我感遭到了青海与其他处所的不同，这里群山连绵，景致优美，让人觉得这个处所很酷！很能激发人身上的雄性气味。”朵渔说。
朵渔认为，一首好的诗歌要处理好时候和空间的闭系，这样才能提升想象的空间。“我出生在山东，十岁之前没有见过山，十五岁之前没有见过海，这样的空间限制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到了西部，到了青海，看着这样雄浑豪爽的河山，想象力的空间自然就年夜了。”朵渔说。
在朵渔看来，一首好的诗歌，是除去一切才干、辞藻以后，还能让人继续思考的诗歌。作为一名墨客，朵渔尽力寻找一种既能让人读得通，又能引人反思，表达诗意的诗歌创作方式。“用直白的言语表达一首诗歌很难，还能让读者思考就更难了。如今的有些诗歌，往往更注重才干、手腕，而忽略了言语的表达，让很多读者读不明白，让读者与作者之间相看两厌。”朵渔说。
朵渔认为，一个成熟的墨客，不仅要学会用直白、平白表达诗意，还要学会一个人写作。“团体也许能促进一个墨客的创作，然则到了必然程度，团体人员之间往往总会表扬多于批评，本人的写作自然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只有一个人交流，一个人写作，才能更接近于诗歌的本质，才能走得更远。”朵渔说。
面对如今很多年青人离诗歌越来越远的现状，朵渔认为，如今的很多年青人正处于尽力改变本人的物质生活，就像马斯洛的需要条理理论一样，只有称心了底层的生理需求，人们自然就会追求精神生活一样，诗歌就是如此，当年青人的物质生活得到称心，就会憧憬精神追求。此时，诗歌自然会被他们肩负当责和需要，这需要一个过程。
随着网络的普及，很多另类的诗歌在网络上盛行开来。朵渔说：“这些网络诗歌的盛行，我不认为对诗歌有履举措用。在这类情况下，很多人读诗，并不是为了诗意去读诗，而是以一种嘲弄或是冷视的心态读诗，这是对诗歌的一种危险。”
朵渔诗选
道路在雪中
朵鱼/著
日常之欢
三月过后，捱过严冬的麻雀们
又开始在窗外的杏树上叽叽喳喳
我有时对它们的喧闹心存感激
感激它们为我演示一种日常之欢
新树叶好，菜青虫好，尾羽蓬松的
母麻雀好！洒在窗台上的谷粒
闪烁着无名的善。天啊，我这是怎么啦
我时常听到风刮过屋顶时像列阵的步兵
洒满阳光的床单下暗藏着铁器……
稀薄
自由，以及自由所允诺的东西，在将生命
腾空，如一只死鸟翅膀下夹带的风
宁静，又非内心的宁静。一个虚无的小人
一直在耳边叫喊，宁静拥有自己的长舌妇
一朵野花，从没要求过阳光雨露，它也开了
一只蜘蛛，守着一张尺蠖之网，也就是一生
我渐渐爱上了这反射着大海的闪光的一碗
稀粥，稀薄也是一种教育啊，它让我知足
自由在冒险中。爱在丰饶里。人生在稀薄中。
一种真实的喜悦，类似于在梦中痛哭。
论我们现在的状况
是这样：有人仅余残喘，有人输掉青春。
道理太多，我们常被自己问得哑口无言。
将词献祭给斧头，让它锻打成一排排钉子。
或在我们闪耀着耻辱的瞳孔里，黑暗繁殖。
末日，没有末日，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审判。
世界是一个矢量，时间驾着我们去远方。
自由，也没有自由，绳子兴奋地寻找着一颗颗
可以系牢的头，柏油路面耸起如一只兽的肩胛。
爱只是一个偶念，如谄媚者门牙上的闪光。
再没有故乡可埋人，多好，我们死在空气里。
在期待中
——里尔克在慕佐
塞尚在他生命的最后
三十年，一头扎进工作里
他清楚，任何一点俗世的羁绊
都可能毁掉一个天才的一生
他甚至没有出席母亲的葬礼
以免失去一个工作日
而瓦雷里却有毅力将一段
长达二十五年的沉默插入
他最初的荣誉和最后的成就
之间，这其间，他研究数学
做庸碌的公务员，以便练就
一种静息般的克制
就这样，我也来到这里
在期待中领受孤寂的教益
神恩不降，孤寂便没价值
天使不来，记忆中的情人
也没有意义，和那些同样
不具意义的玫瑰在一起……
惜光阴
一夜风雨后，雾霾散尽
天蓝得像马背上的草原
隔着玻璃窗，光线如波纹
天气太好了，一时激动得
不知做什么才好，静静地
呆坐着，听巴赫，喝绿茶
有一种在乌有之乡的感觉
浪费掉一天中最好的光阴。
轨道
窗外下着雨，人行道上的女孩
头发湿漉漉的，不时侧过身来
在男孩的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男孩背着包，双臂环抱，伸手
在女孩的屁股上捏一把
隔着玻璃的哈气，看不清外面
但有一种青春的快意洋溢其间
还有某种似曾相识的失落的残余
一些美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拥有
一些美好的人也只是短暂相遇
唯有自身的罪过会跟随一生
自身的罪，以及一些难言的隐衷
隐秘如房间里不绝如缕的钟表声
嘀嗒，嘀嗒，嘀嗒，像一列火车
静静地数着轨道上的枕木。
在猎户星座下
——给于坚
那天清晨，我们驱车来到雪山脚下，枯草上结着霜
玉龙雪山被一条带状云缠绕，只露出祂雄性的、基础的部分
你指给我看，喏，山，仿佛因过于硕大而变成了“无名”
我说我曾经看到过祂，那是在黎明时分的树杈间，迎面撞见
如一块熊熊燃烧的煤，一颗在天空怦怦跳动的宇宙的心
你也是用这样的口气，喏，是祂。是祂。隐没着，像个大神。
只有北风在祂的脚下呼啸着，吹响死者的骨头，像是那种
越过海岬之后所遇到的最广阔的风。我们站在神山脚下，仿佛
整个陆地都在下沉，周围是一种兽群般沉重的喘息
一个平原上的写作者，终于解除了自身的枷锁，匍匐在
空气稀薄的高原上，神山让高原也谦卑、隐伏下来
必须转向群山，“群山会给我们以帮助”（《马太福音》）。
而在群山之上，有一种更高的秩序，你指给我看
山的西南方向，那是猎户星座。但群星隐没，就像
洞见者发现的一个空无——而我们知道祂在：一种秩序。
多年来，我们依靠平原上的事件活着，那轰鸣的生活
总是被一些小词填充着，被一些道德律点缀着
我时常以为那就是力量，现在好了，为了摆脱统治，我们
受雇于一个更大的秩序——头顶的星空，和星空下的诸神
作为方向和基础，高寒的智慧，几乎是平静，一种愤怒
被消化了，像素食，我认出伟大如同渺小，秩序如同无常
我喜欢这些匍匐在星空下的雪山，雪山下的人群，人群
脚下的枯草，干净，朴素，弱小，毫无雄心地自爱着
现在，我也学会了像个散淡的大师，在众人喧哗时
选择沉默，时而露出释然的微笑。哦词的晚年。温润如玉的晚年。
但夜晚依然年轻啊。夜晚笼罩着我们，带走我们黎明的情人
审判也正从我们手中滑走，虚无如同大雾在海上生成……
关于朵渔：
朵渔常常在抒情之际窥见嘲讽的牙齿，也能够在绝望的反讽时刻转向抒情。他描述着生活的沉沦，又时常呈现出某种近似福音书式的情境与话语，而朵渔诗中救赎性的动机，恰恰来自于如影随形的负面经验。朵渔的声音由此显得低沉、严肃，深藏着爱、痛、期待和悲伤，但他又如此眷恋着生活之欢，以至于难以脱离罪责与羞愧的折磨。因此，像他所曾书写的伊拉斯谟一样，朵渔的言说隐含着诙谐的训诫、善意的嘲讽和伦理性的讥笑，然而又执意要在反讽与批判的语调中加入无论如何都不肯背离的抒情气质。有鉴于此，特将第二届骆一禾诗歌奖授予诗人朵鱼。
——耿占春